编者按：

1993年，上海将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成立“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联席会议”并下设“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办公室”，吹响了推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号角。

三十年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定位从重点发展产业到支柱产业，再到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从模仿到创新，从跟跑到比肩，砥砺前行，硕果累累；三十年潮奔潮涌，浦江巨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从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不足50亿元成长为近2000亿元、产业规模近9000亿元的新兴产业；三十年，上海持之以恒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一个“热带雨林”般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正在加快成型。

如今，我们一同回顾这段“三十而励”的历程，回望一件件鲜活的往事、一段段跋涉的时光，再一同为正在奔赴的明天追问，是何以在大势中驰骋纵横，是何以在大潮中汇成上海。

陈力：全球首创新药的中国追梦人

陈力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留学海外并在跨国药企担任研发要职的中国人，也是1993年后第一批外资派驻中国的新药研发领头人，如今还是中国第一批实现全球首创新药的创新药企掌门人。在长达30多年的制药历程中，经历了“在美国做全球新药”、“在中国做全球新药”，以及“在中国做中国自己的全球新药”的三次转身。

也许在2003年，刚受命到中国组建研发中心的陈力可能不会料想，他们这一批率先归国的“种子制药人”，将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如今的“热带雨林”带来怎样关键的初始动力。而在多年之后，整个行业会发现，正是陈力这一批最早归国的先行者，把全球最先进的科学概念、创新机制、行业规范，以及创新人才，引到上海落地生根之后，国内整个行业对于医药研发的认知才开始有了转变，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风貌也就此一新。

而他的话，“中国人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创新药”“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基因，一定能搞出名堂来”。至今听来仍旧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到中国，一定能搞出名堂来

2000年，供职于美国新泽西罗氏总部的陈力收到邀请，请他作为美中医药开发协会（“SAPA”）的主席，带团来上海参加生物医药国际化论坛。此前，他已经从曾经的同学、朋友那里听说了，上海自1993年起开始大力发展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相关的情况。当2001年陈力带团抵达上海时，上海政府部门的热情与直率还是出乎他的意料。就在论坛上，时任上海市科委主任李逸平、生物医药处处长朱启高直接抛出了橄榄枝，请他考虑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同时积极向他问询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办法。回到美国后，陈力邀请他们来到他工作的罗氏，参观罗氏研发中心和新泽西的生物医药产业布局。经过几次跨洋磋商，在多方合力推动下，罗氏上海研发中心的提案最终成为上海市长咨询会议的议程，并正式向当时罗氏全球CEO弗兰茨胡沫博士（Franz Humer）发出邀请。

陈力回忆，那是在2003年圣诞前夕，他正式来到了瑞士总部向时任罗氏全球研发总裁Jonathan Knowles汇报带队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的方案。那是一个极其大胆、又极具开创性的计划。因为,此前罗氏还从未在新兴市场设立过研发中心。而对于上海来说，那也将是第一个由外资跨国药企独资投建的新药研发中心。

在谈起当时那份勇气时，陈力迄今都还有些自豪。他说，他那一份自信就是源于确信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人。因为据他观察，他当时所在的罗氏美国研发中心，每年工作业绩最好的很多都是中国或者亚洲的同事，只是受限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和沟通表达，这些优秀的科学家很多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职业发展。他说，他确信“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新基因，匹配上一个本土化的创新环境，一定能搞出名堂来。”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了陈力的确信。在短短几年间，罗氏中国研发中心的年人均申请专利数量就位列到罗氏全球五大研发中心的第一名。中国人在制药领域的群体性的创新力，终于以这样一种显性的方式被全球同行关注。

来张江，天时地利人和

2004年，在一段紧凑的筹备期后，罗氏研发中心正式落地上海。陈力回忆，刚来张江时，张江还是一片工地。附近吃饭的地方只有一家名字叫“大江南北”的饭店，还只供应商务套餐。陈力经常去吃，几次下来，发现这个店里的客人果真像店名一样，都是从大江南北赶来的“张江人”。陈力常用这里的套餐招待来他办公室交流拜访的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他说，那一段时间不少知名跨国药企的高管都来考察过，他们还都带着相同的问题：为什么罗氏去了上海？他们看到了什么？又抓到了什么样的机会？再后来，又多了一个，那就是：是什么使罗氏中国研发中心“平地起高楼”，做的如此成功？

陈力说那就叫做“天时地利人和”。他说，“天时”就是国家对于新药的重视。当时一批如陈凯先院士为代表的国内具有前瞻性的战略科学家，已经开始推动整个国家从仿制药大国向创新药强国进行转变，并推动富有远见的地方政府率先进行了战略布局和政策配套。

“地利”是指的张江。陈力回忆道，当上海决定要对生物医药产业进行重点投入的时候，生物医药产业本身还远远未成气候。为了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从0到1”的起步，上海十分具有远见地首先推进了包括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国家药物安全评价中心、以及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等研究机构在张江的落地，使落地张江的生物医药企业能够“门对门”就能获得这些最优质的研发服务。                                                                                                                  

“人和”便是人才。陈力说，太多例证和教训告诉我们，核心技术靠市场换不来、花钱也买不来，而原始创新，人才更是其中关键中的关键。在世纪初的国内创新药领域，最为急缺的恰恰就是人才。正是由于罗氏和陈力的标杆效应，辉瑞、诺华、葛兰素史克、礼来等跨国药企研发中心相继落户张江，带动大量优秀生物医药领域创新人才开始回流，慢慢汇聚成现今中国创新药领域大为可观的人才梯队。谈及这一点，陈力说到，当时罗氏研发中心的许多同事，现在都已成为中国生物医药技术公司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CEO、首席科学官CSO，还有一些成为学界富有声望的教授和专家，这让他感到无比自豪。这种人才和创新的外溢，实际上成为了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崛起并奠定优势的秘诀。

而在多年之后，整个行业会发现，正是陈力这一批最早归国的先行者，把全球最先进的科学概念、创新机制、行业规范，以及创新人才，引到上海落地生根之后，国内整个行业对于医药研发的认知才开始有了转变，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风貌也就此一新。

在上海，做中国人自己的全球新药

到2010年，上海张江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医药的创新中心。一大批跨国企业的研发中心都在张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一些创新生态系统也已经初具规模。从当时整个产业态势来看，基于对于西方先进制药技术的快速学习，已经使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快速发展成为了全球仿制药的大国，但是如果一个药品的专利期是20年，假设专利补偿期是5年，那么我们仿制的就是西方25年前申请的专利药品，这并不能完全满足现在患者急切的、对于更好健康服务体系的期待。

诚然21世纪初的中国，实现基本药物的可及性是优先战略选择。但在解决药物可及性问题之后，解决临床上尚未满足的需求，就需要用创新药来解决。一个国家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水平、能级，本质要看创新药的研发能力。陈力解释道，这里有一个1:9的逻辑，虽然当时在医疗市场上仿制药的数量可能占到90%，但它能创造的价值可能只有10%，而创新药的数量虽然只占10%，但它却能够创造90%的价值。

陈力说：“我们那时候说的新药就是在国外专利过期，但国内还没有的仿制药。甚至很多还是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完成生产直接到中国来分装销售的。这里面的关键在于，这些仿制药都是按照人家的疾病、按照人家的基因、按照人家的健康和医药环境，人家开发的药。实际上很多药并不是解决我们中国患者的疾病问题。这种人家开发的药，到我们国家做100或200个人的临床试验就可以卖了。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就只能用别人的。这不仅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缺憾。”他继续说：“当时在罗氏时，我们已经可以在中国研发全球首创新药。但当时国内的产业情况却是没有本土药企能研发首创新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别人可能会说，你看你们药都自己做不了，甚至连治自己病的药都做不出来。那么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又从何谈起呢？”

因此，陈力决定闯一下。想法变成行动，需要底气。而陈力的底气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来自于他对中国人自主创新能力的独特观察和评价。在他看来，在做新药的领域，中国科学家有非常强的优势。一个重要的优势便是，对于系统论的理解和把握。陈力说：“因为新药的研发通常需要五六种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而中国人对于多元变量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特别强。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关于‘辨证施治’的理解，也是很多中国人在西方能做好创新药的原因。”

后来陈力团队的全球首创新药“华堂宁”就是这一“辩证主义”的结晶。当时，众多跨国药企针对血糖传感器葡萄糖激酶（GK）这一热门靶点投入了大量研发却纷纷折戟。当西方药物研发人员针对又要“降糖”又不能“降太多”，而苦苦挣扎甚至陆续放弃时，陈力团队却另辟蹊径，建立了“恢复传感、重塑稳态、从源头上治疗糖尿病”的科学理念，希望通过将人体血糖调控在一个稳态范围内，“一靶多点”，使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得到控制。而这种平衡的视角恰恰是西方研究者难以捕捉、难以理解的。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种系统思维也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得以快速成长的秘诀之一。

但创业不是单单做研发创新。对于面对未知已经跨出第一步的陈力来说，那时候还需要另外一层底气。创业最初的几个月，初次创业的他免不了遭遇兵荒马乱、千头万绪。此时，陈力在一次产业论坛上遇到了时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徐祖信。徐祖信主动问起陈力创业进展，听到陈力说头绪还是比较多，办公场所还未选定时，徐祖信直接便说“我在张江有个办公室，你现在就可以去用。里面的设施，包括网络系统全部免费。上海人民支持你。”

在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说到这一段经历时，陈力还十分动容。他说，做创新药的特点就是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当时他并不是缺一个办公场地，而是需要更加笃定的信念支撑。像上海这样三十年如一日的把生物医药产业当一种事业去推动，这种决心和信念，让他有了另一层面的底气。

陈力把他创立在张江的公司命名为“华领”，意为“中华引领医药创新”，正是凭借这份坚定的初心，华领医药后来成长为中国药物创新的领军企业。

为行业，趟出新药上市制度新路

全球首创新药华堂宁（多格列艾汀片）的成功获批上市，使华领医药阔步走到了全球治疗糖尿病的前沿。在陈力看来，这里的成功因素不仅仅归功于团队的创新能力，还要归功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H）的实施。

MAH核心是解除药物创新者和药物生产者的捆绑，打破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绑定的药品注册管理模式。这样能使研发机构、自然人等不具备相应生产资质的主体，也能通过合作或委托生产的方式获得药品生产许可，从而使创新者更具有研发积极性，同时也使整个行业减少重复建设、提高产能利用率。在美欧日等创新制药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MAH是一种通行的药品监管做法。但在当时的我国，由于产业多以仿制药生产为主，几乎少有涉及创新药物的研发。因此，在当时所实施的《药品管理法》中严格要求新药研发企业具备药品生产资质，并且只有在取得药品批准文号后，方可生产该药品。客观来说，这一趋严的监管措施，有力规范了当时还不够成熟的生物医药产业，在泥沙俱下之时尽可能保护了老百姓不被“神药”所带偏、带跑。但对于正在起步的中国药物创新来说，这一监管措施便成为了创新者望而却步的“拦路虎”。不仅困扰着陈力，也困扰着中国其他地区同样在做创新药研发的创新者们。

陈力说：“幸运的是，是上海市领导最早看到了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对于生物医药产业创新的巨大的作用和推动力。”他回忆，早在2014年，上海市领导和上海市药监局就开始和新药研发企业共同探讨如何实施推进MAH制度。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阎祖强等领导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重视。2014年，陈力会同一批药物创新企业代表一起向上海市领导和药监部门正式提出了有关MAH制度的想法，这些想法被快速整理上报。2015年10月份，国家派调研组到上海来讨论落实具体制度的可行性，陈力作为代表参与了当时的讨论。到2015年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在10个省市开展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上海作为首批MAH制度改革地区，在全国率先制定形成了上海的实施方案，同步发布相关政策解读和办事指南，优化受理流程，加强企业服务，还对接国际通行做法，引入社会第三方，建立政府专项资金加保险赔付的全新风险救济模式。

作为MAH首批试点单位之一，华堂宁的III期临床试验用药是直接把药品生产委托给了合作伙伴，而非自建生产厂房。仅此一项，华领医药便省去了两年时间和上亿元的生产线投入。

陈力评价这段参与MAH制度可行性研究论证的经历时说，“能为建立中国的创新药制度打下些基础是一种巨大的荣幸，这不仅仅是为了华领，也是为了我们中国许多像华领一样的创新药企业，能在没有自己的实验室、药厂的情况下，做出全球首创新药。”

看未来，让新药产出更大价值

在巨大的成功之后，谈及未来，陈力现在正在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医药产业价值链，让创新药产生出更大价值。他说，评判一款新药的价值，不仅在于研发价值、科学价值，还在于市场价值，对整个产业链以及社会带来的价值，包括上下游如CRO、CDMO企业，以及医院、患者，乃至整个社会。所以，药物创新不能只谈研发，市场运营机制也需要不断创新与提升。

陈力说，就目前阶段而言，在原创新药方面，中国的医药产品市场仍然是跨国公司的产品占多数。这不仅是创新和产品的差距，还是进入市场时间的差距。跨国公司们在中国医药市场已经经营了整整20年，但国内头部生药企业也只有短短的两三年。这种巨大的商业运营差距，一定程度限制了国内创新药的技术优势。尽管在医药研发、创新监管等层面，国内已经做到了和世界同步，在创新药物研究方面也从过去第三方阵的“跟跑”，步入第二方阵的“并跑”阶段。但在药品的使用，医疗、医保等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你要进入市场，才有被评判的可能性”，这是陈力反复提及的创新药物市场推广的痛点。而此时，上海又给了陈力和华领一臂之力。2023年，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的《2022年度上海市生物医药“新优药械”产品目录》中，华领的华堂宁名列其中。根据政策，纳入目录的药械产品及其企业，上海市将发挥各部门政策优势，在入院应用、医保目录推荐、商保设计等方面加强支持，解决国产创新药械进医院“最后一公里”问题。这也使陈力和他的团队，对于使中国老百姓更早受益于中国人自己研发的创新药更具信心，也可以使他们更加心无旁骛地投入下一场研发攻坚中。

产业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地区振兴靠产业，产业的发展靠企业，企业的发展靠企业家。在陈力的经历中，我们既看到了一个个体、一个企业对于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助力，还看到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在企业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具有关键性的推动力。然而，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当时，可能并非所有这些当事人都能那么乐观地预计到，这一颗颗的种子，都会在不远的将来，生长成现今上海生物医药的“热带雨林”。